被恐懼團結在一起的陌生人

卡庫馬難民營，肯尼亞，12月26日（聯合國難民署） - 31歲的Adieu Chol Bior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當敵對派系 Nuers突擊她所居住位於蘇丹的丁卡村。當年她大約10歲，她和家人試圖逃跑時，她的父親被人當場開槍打死。她回憶說：「我太年幼了，不知道何謂死亡， 所以我坐在我的父親身旁，懇求他醒來。」 「後來殺了我父親的兇手走來把我帶走了。」

就這樣，一個令人痛心的考驗開始了，最終導致Chol和近400名其他難民被安置到一個稱之為「保護區」的 地方。衝突和迫害的倖存者，居住於金屬柵欄後，距離肯尼亞北部，卡庫馬難民營的派出所僅數米之遙。他們居住在被鐵絲網包圍的區域內，每天為自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憂慮。

保護區已成為一個由活在恐懼和痛苦中的人群所組成的社區。痛苦打破了部落和宗族間的界限，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們彼此打成一片。來自六個不同國藉的難民住在該區。居民必須簽署一份行為守則，以確保他們之間互相尊重。營内居民常常一邊共享膳食，一邊述說有關他們的故事來打發時間。

最近，Chol提起她的故事。她憶述說，殺了她父親的兇手如何把她帶走，如何將她奴役。如何在她進入青春期時強迫她成為他的妻子。以及如何在幾年間，這兇手成為她三名子女的父親。最後，在2003年，Chol抓住一個機會，帶同她的兒子和兩個女兒逃脫。但是，當她回到自己的村莊，卻被告知她們不能逗留。當地長老說，她的存在會引起種族間的摩擦，並可能破壞丁卡和努埃爾人之間達成的一個脆弱的和平協議。於是Chol再次逃亡，在前夫追捕到她和她的孩子前，在卡庫馬難民營找到她的避風港。

Chol擔心蘇丹境內外的努爾人，會嘗試把她的兒子和女兒奪去，因為努爾人的社會把兒童視作部落的財產。過去 6年來，她一直在保護區生活。當南蘇丹於今年初宣佈獨立時，許多蘇丹人歡呼慶祝。但Chol感受不到他們的喜樂： 「我有何選擇？回到我的國家? 回到殺了我的父親，把我擄走的人身邊?我可以選擇失去我的孩子?還是選擇留在這兒?」她說，她的聲音那麼細軟，彷彿囈語，低聲說：「我會留在這兒。」

Chol與她的孩子和其餘374人生活在保護區內，難民署及其合作夥伴關心他們社交和心理上的需求。難民署的工作人員每週至少一次來到保護區，聽取居民的故事，並為他們提供支援。兩名全職教師，關注庇護問題的難民，提供非正式課程給兒童。當地穆斯林社區亦於該區興辦了一間宗教學校。難民署的工作人員伊麗莎白切格說：「他們來自朝不保夕的環境， 我們試圖向他們保證，並助他們建立一切將回復正常的信心。」

Saharo Abdulahi Sais，另一位保護區的居民，也為她28歲的女兒擔心，她女兒的麻煩始於 2006年，孩子已滿周歲及懷有身孕的她嘗試說服丈夫不要加入索馬里的一個叛軍組織。可是某天下午她回到家中卻看到丈夫穿著軍裝。我女兒熱淚盈眶的央求他不要去打仗，可是她丈夫卻說 ：「他是一個士兵而且他第一個要殺死的人就是我女兒。」Saharo的丈夫把妻子按倒在地上，把刀橫擱在她的喉嚨。鄰居為Saharo求情說：「與其把她殺掉，不如把滿周歲的兒子帶離此地。」Saharo的丈夫不單在Saharo的臉上留下了一道疤痕，而且當她越過邊境逃到肯尼亞時，試圖跟蹤她並搶走她剛誕下的第二名孩子。 他說：「就算你逃到肯尼亞，但我仍然會找得到你。」Saharo面對進退兩難的困境，導致她遠離宗族身份。她是索馬里人，但卻沒有對家鄉的歸屬感。她再次結婚，對象是一名同樣為逃離迫害而離開自己故鄉的烏干達人。Saharo說:「即使我回去索馬里，我宗族的人會因為我與一位異族再婚而宰了我。」

34歲的蘇珊，是另一位生活在恐懼中的保護區居民。因為她的丈夫在蘇丹的內戰期間支持喀土穆，其後失蹤，南蘇丹軍隊審問他的家庭成員 ，在蘇珊的眼前處決了她的父親。越過邊境逃往肯尼亞後，她被一名男子跟蹤並故意把艾滋病病毒傳給她作為報復。蘇珊說：「像我這樣的人將永遠不會回到蘇丹，但願有人能把我和我的孩子，送到像埃塞俄比亞和南非這樣的地方，使他們能夠學習。」

這些難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夠被重新安置到歐洲，澳洲或北美 。切格說：「重新安置意味著這些人能有新的希望，儘管過去的困擾將一直縈繞著他們，但他們亦極有可能得到一個真正的將來以及重獲新生的機會。」

格雷格比爾斯撰於卡庫馬難民營，肯尼亞。比爾斯現在是被分配在東非的聯合國難民署服務的作家和記者。

義務翻譯 : Davis 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