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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是對我們的制度、價值觀和人性的考驗

新聞稿

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是對我們的制度、價值觀和人性的考驗

2020年03月12日 切換語言: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利普·格蘭迪

如果我們需要提醒人們,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聯繫的世界,新型冠狀病毒已經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

沒有哪個國家能獨自解決這個問題,若要有效應對這一全球性挑戰,不同社會的任何組成部分都不能被忽略。

新型冠狀病毒考驗的,不僅是我們應對傳染病的衛生保健系統和機制,還有我們作為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共同挑戰的能力。

未來數周和數月,各國的危機規劃和公民保護系統將面臨挑戰,衛生、住房和其他影響健康成果要素的缺陷也無疑會暴露出來。

我們對疫情的響應必須涵蓋——實際上是重點關注——那些常常被社會忽視或處於弱勢地位的人。否則必將失敗。

每個人的健康都與社區裡最邊緣化成員的健康息息相關。防止病毒傳播的行動需要覆蓋所有人,確保人人擁有獲得治療的平等機會。

這意味著消除當前獲得平價醫療服務的障礙,消滅基於收入、性別、地理位置、種族和民族、宗教或社會地位的長期根深蒂固的差異化待遇。

一些系統性偏見忽視了婦女和女童權利和需要,或是限制著少數群體的准入和參與。戰勝這些偏見將是有效預防和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關鍵。

生活在社會公共機構的群體——老年人或被監禁者——可能更容易受到感染,必須在危機規劃和響應中對他們予以特別照顧。

移民和難民——無論其正式身份如何——必須是應對病毒的國家體系和計劃的一部分。這些男女老幼有許多人生活在衛生服務緊張或無法獲得衛生服務的地方。

他們可能被限制在難民營和定居點,或者住在城市貧民窟。擁擠的環境和衛生資源匱乏增加了他們的暴露風險。

為了幫助東道國加強對移民和本地社區的服務,將他們納入國家的監測、預防和響應安排,我們迫切需要國際上的支持。如果不這樣做,將危及所有人的健康,並有可能加劇敵意和污名化。

同樣重要的是,任何加強邊界控制、旅行限制或限制行動自由的措施都不應該阻止可能逃離戰爭或迫害的人獲得安全和保護。

除了這些迫在眉睫的挑戰,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無疑也將檢驗我們的原則、價值觀和共同的人性。

由於感染人數的不確定性以及研製疫苗所需的時間,新冠病毒正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給個人和社會帶來深度的恐懼和焦慮。

毫無疑問,一些不擇手段的人會利用這一現實來操縱真實的恐懼,加劇人們的擔憂。

當恐懼和不確定性襲來時,替罪羊不會離我們太遠。我們已經看到對一些針對東亞籍人口的憤怒和敵意。

如果不加以約束,指責和排斥的衝動可能很快會延伸到其他群體——少數族裔、被邊緣化的群體或任何被貼上“外國人”標籤的人。

遷徙中的人們,包括難民,可能尤其會受到針對。然而冠狀病毒本身不會對感染對象進行區分;迄今為止的感染者包括度假者、國際商務人士,甚至國家部長,他們身處數十個國家,遍布各大洲。

恐慌和歧視從來不能化解危機。政治領袖必鬚髮揮領導作用,通過透明和及時的信息贏取信任,為共同利益而團結協作,賦予人民參與保護健康的權利。

給謠言、恐慌和歇斯底里留有空間不僅會破壞對危機的響應,還可能對負責任的機制的運行產生更廣泛影響。

如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把冠狀病毒的影響隔絕開來,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在經濟和社會層面——股市下跌和學校停課就證明了這一點。

確保發展中國家有能力診斷、治療和預防這種疾病的國際響應,對保障數十億人的健康至關重要。

世界衛生組織正在提供專業知識、監測方法、制度、病例調查、接觸者追踪以及科研成果和疫苗開發。我們已經意識到,國際團結和多邊制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從長遠看,我們必須加快建立平等、便利的公共衛生服務。我們現在如何應對這場危機,無疑將影響今後數十年的行動。

如果我們對冠狀病毒的響應建立在公眾信任、透明、尊重以及同情最弱勢群體的原則之上,我們不僅是在維護每個人的固有權利。我們將利用和構建最有效的工具,確保我們能夠安然度過這場危機,為未來汲取經驗。

本文作者菲利普·格蘭迪是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本文作者之一米歇爾·巴切萊特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英文原文轉載自作者於Telegraph發表的文章:

https://www.telegraph.co.uk/global-health/science-and-disease/coronavirus-outbreak-test-systems-values-humanity/ )


 

 

【關於聯合國難民署】

聯合國難民署於1950年12月14日由聯合國大會創立。聯合國難民署負責指導和協調全球行動、保護難民並尋求難民問題解決方案。聯合國難民署致力於確保每一個人享有尋求庇護的權利,並可以在其他國家得到安全庇護,或者在情況許何時自願返回原籍地、就地融入或安置到第三國家。聯合國難民署因其幫助歐洲難民的開創性工作及對全球難民的援助,先後於1954年和198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