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非金錢所能衡量的工作

由Melissa Fleming撰寫

受訪者：來自英屬維京群島的Ann Encontre

受訪者職銜：Ann Encontre現為聯合國難民署區域代表，常駐於剛果民主共和國首都金沙薩。她在聯合國難民署工作超過23年，曾於塞拉利昂、乍得及瑞士等地工作。

在與丈夫一起移居瑞士日內瓦前，Ann在被白色沙灘、碧藍海水和翠綠山丘環繞的加勒比海地區成長。她擁有法律學位、豐厚的專業知識、樂於助人的丈夫和兩名孩子－－她就像個擁有一切的年輕女士。然而，她選擇離開安逸的生活，在戰火連綿的地區工作，幫助被迫流離失所的人。

為甚麼你會成為一位人道救援工作者？

打從小時候開始，我的志願就是成為一位律師。自法律學院畢業後，我一直在遺產規劃、公司法、大型基金和對沖基金領域工作。我曾經以為這就是我的熱情所在，直至我我與丈夫移居日內瓦，並獲得了聯合國難民署的一個短期工作機會。

在我1999年第一次於塞拉利昂執行任務時，我就知道這是我的使命。當時的我已經感到極大的滿足感，因為你可以保護人們的生命，並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而我不想被其他事干擾，我想朝著這個目標進發，看看它會帶領我走到多遠。

你曾在許多戰區和偏遠地區工作。你是怎麼適應當地的生活的？

的確，我經常在高風險地區工作。在偏遠地區工作讓我意識到不僅要為自己的安全負責，同時也需要為團隊的安全負上責任。他們需要我的協調和領導。與此同時，我非常清楚不要將工作上的負擔帶回家中。由於我不得不面對一些困難的狀況，例如針對難民的襲擊和殺戮、同事離世和其他創傷事件，因此我必須調整心態，找出一個適當的應對機制。

在乍得和南蘇丹等地，我栽種了鮮花和番薯。每天照顧花卉，並確保它們茁壯成長成為我的習慣。當看見植物的成長為一個了無生氣的地方注入力量，可算是情緒上的一個出口。我也嘗試做運動、經常出席彌撒、在星期六理髮，並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聊天，創造連繫和交流的空間，嘗試為生活注入動力。

投入聯合國難民署的工作，意味你和家人相處的時間亦相對減少。對你來說，這是一個挑戰嗎？

我在偏遠地區工作的初期，我的兩名孩子分別只有七和九歲，還是非常年幼。對於我應否離開他們遠行，或是一切會否如我想像中般進行，當時的我處於一個相當掙扎、甚至質疑自己的狀態。同時我還要面對來自家人的批評，指責我並沒有履行作為一個妻子及母親的職責，甚至放棄了家長的責任，但我有決心讓它成功。 我的每一次休假，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回家。

作為一位女性人道主義者，我看到女性因在戰區或其他無法帶著孩子同行的工作受盡批評。無可避免地，這些女性總會遇到出自其他官員或人道主義者口中的問題：「你一個人？ 你家人在哪裡？你的丈夫讓你自己來這裡了嗎？」而我自己亦一直面對著作為稱職母親的質疑。

但我必須要堅強起來，以勇敢面對這些問題。可幸的是，丈夫很支持我，孩子亦接受了我的工作模式。家人就我的職業選擇達成共識，所以我亦不用再尋找藉口。我在一個遠離家庭的地區工作，這就是我。我真的不想在臨終前才發現，我在違背自己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