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署南蘇丹多「過來人」員工，「多走幾步」心態普遍

南蘇丹，賈曼（Jamam）難民營，9月5日(聯合國難民署) 時為晚上8:30；一批從蘇丹跨境而至的難民剛抵達南蘇丹的賈曼營地，他們既飢餓，又疲憊。

31歲的阿稜(Grace Aleng)，得知大批難民到達的消息。本來，她正預備就寢，不過，她十分清楚新抵埗難民的需要——因為，她是過來人；而且，現時身為聯合國難民署保護幹事的她，亦知道難民可能要待到翌日，才能得到水和食物。

阿稜換上衣服，便往當地的市場跑，自費給新抵埗的難民買了點食物。晚上10時，她已經給難民派發過點吃的，讓他們稍填肚子了。她看著坐在她眼前的難民，覺得自己就像在照鏡子：她跟大部份在這裡工作的聯合國難民署工作人員一樣，也曾經是難民。

阿稜說：「在職務上，我有責任幫助他們，在能力上，又容許我幫上一把，我亦能明白他們所經歷的。」她續說：「所以，在我心裡，幫助他們是我唯一的選擇。」

對於阿稜及其他曾經是難民的工作人員來說，自己逃難時的記憶，是最大的工作動力泉源。他們不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一項人道主義的感召，亦不會把它當作一份職業，而是把它視為自己的天職：這份天職，讓他們每天可以有「人之為人」的根據。一位在賈曼營地負責重新安置難民的協調員哈格納介德(Kaweh Hagi Negad)讚嘆道：「本身曾經是難民的工作人員，他們對工作的投入、承擔程度，只能以『非常』來形容。」他解釋：「他們事事加倍努力，竭力多走幾步！」

哈格納介德深明這種感覺。在1987年兩伊戰爭期間，他和家人逃離伊朗。雖然他覺得自己在瑞典長大的經歷，不能跟這裡同事的難民經歷——長期在其中一些可以想見是最難熬的環境中生活——相提並論，但他很能了解這種「責任所繫」的感覺。

「我們有共同的經歷：我們都被迫離開根生土長的地方、擱下家人，又要獨自到一個全新的環境。」哈格納介德說。他補充：「你對被迫離開家園的人能身同感受，因為你知道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要保護別人！——這股強烈的使命感，是悟爾(Daniel Wuor)的第二天性。悟爾曾經熬過18年的流亡生涯；他第一次流亡，是往埃塞俄比亞，後來，他移到位於肯尼亞西北部的卡庫馬(Kakuma)難民營。現時，他在賈曼難民營任助理保護幹事。最近，一次他在接近蘇丹邊境執行任務時，發現自己正站在一條河流的涯岸上，跟對岸一位22歲、剛剛逃離家鄉蘇丹青尼羅省的男子說話；那名男子因為不懂游泳，給困在對岸；那裡已是南蘇丹的國境。

悟爾回憶說：「如果他仍留在那裡，會受到侵襲的。」他解釋：「那裡經常有土狼出沒，情急之下，他很可能會冒險逕自游過河。我不能袖手旁觀啊！拯救每一個人，是非常重要的。」

於是，悟爾立即跳進河裡，向對岸游去。數分鐘後，在難民署保安幹事兼受訓救生員Nathan White 的協助下，他們沿著一條由工作人員團隊搭起的臨時繩橋，把那名男子送往安全的地方。

悟爾說：「當我見到需要幫助的人，我便知道自己不是唯一一個當過難民的人。」這位聯合國難民署的員工續說：「我知道我們為數眾多，並不孤單」。

賈曼難民營的救護車司機卓都(Ojulu Jodo)總能感同身受。在32,000名蘇丹人大舉從青尼羅州流亡、跨抵南蘇丹邊境的期間，卓都負責把患病的、受傷的難民接載到聯合國難民署臨時中心。

這位在1990至2006年期間，住進埃塞俄比亞Pinyudo難民營的過來人，談及大批蘇丹難民抵埗時的情況，說：「那時，你常常見到有難民到達。他們罹患瘧疾。」卓都續道：「他們總是說：『看看我們的孩子，他們快死了。』」

對很多在賈曼營地工作，本身又曾經是難民的難民署員工來說，接待大批從蘇丹青尼羅州流亡而來人士的工作，勾起了教他們震撼的回憶。

阿稜想起自己在1993年12月的事：那時她8歲，為了逃避本國的戰爭，她正逃亡往烏干達；她在田野間奔竄，雙腿都給既高且鋒利的草割傷。時至今日，這些疤痕仍未退去。

阿稜還想起另一幕。那日，她和父親已身在烏干達；還有幾天便到聖誕節。她記得，她看見一名男人正給女兒買衣服，便請求在她身旁的父親也給她買一條裙子——當她們仍在故鄉的村子(即現時南蘇丹的東赤道省)裡時，父親每星期也會給她買一條裙子的。當她的父親含淚望著她，說他買不起的時候，她才醒悟自己已是一名難民了。

撰文：Greg Beals，南蘇丹，賈曼難民營

義務翻譯 : Joyce W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