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难民署员工Ann Encontre 完成勇敢的职业转变——从企业法到难民保护 。
Ann Encontre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访问Mulongwe 难民定居点。© UNHCR/Georgina Goodwin
姓名：Ann Encontre，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
职位：现任联合国难民署区域代表，驻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为联合国难民署工作超过23年，曾在塞拉利昂、乍得和瑞士工作。
Ann在加勒比海地区长大，从小就被洁白的沙滩、碧绿的海水和郁郁葱葱的山丘环绕；后来她和丈夫搬到了瑞士日内瓦。她拥有法律学位、丰富的专业经验、一个体贴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她似乎是一个拥有一切的年轻女性。然而，她选择离开安全舒适的环境，到战区帮助被迫流离失所者。
为什么你选择成为一名人道主义工作者？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律师。当我从法学院毕业后，我开始从事房地产规划、公司法、大型基金会和对冲基金方面工作。我以为这些就是我真正热爱的——直到我和丈夫搬到瑞士日内瓦，我获得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个短期工作机会。
我被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所处的困境深深触动。侵犯人权的行为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当然，我是从新闻上了解到这些。但当看见成百上千人的人权被系统性地侵犯，而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逃跑来挽救自己的性命，我还是被深深地影响了。
1999年，当我第一次有机会到塞拉利昂执行实地任务时，我知道我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我已经开始感到那种巨大的满足感，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帮助他人，保护他们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我不想走弯路，我想继续做下去，看看能努力到什么程度。
你在许多战区和偏远地区工作过。你是如何应对的？
事实上，我经常在高风险地区工作。在那里，我意识到我不仅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还要对整个团队的安全负责，他们需要我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与此同时，我意识到不要把工作作为一个包袱带回家。由于我必须要面对许多困难的情况，例如袭击和杀害难民，同事的死亡和其他令人悲痛的事件，我必须找到应对机制。
在乍得和南苏丹等地，我种植花朵和番薯。在这些本来寸草不生由我们发展到植物可以生长的地方，每天照料花朵，确保它们能活下来，对我来说是一种发泄。我也尝试着做运动，定期去做弥撒，在周六理发。我还有一群同事，可以一起聊天，创造联结的空间。
你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意味着你不得不和家人分离。这是一个挑战吗？
当我开始在偏远地区工作的时候，我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九岁。我深深地怀疑自己是否能离开他们，是否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不得不面对来自一个家庭成员的指责，认为我没有尽到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义务，认为我放弃了作为父母的责任。但我下定决心处理这一切。每当我有假期，家就是我唯一的方向。
我的女儿要求去读寄宿学校，这样我就可以匹配她所有的假期。我有意识地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们，并且都是有质量的陪伴。当我的孩子们成长为青少年时，这就更困难了。他们更想和朋友在一起，我不能强迫他们和我分享那些时光。
作为一名女性人道主义者，我看到女性在战区等她们无法照看孩子的地方工作时，会受到多么不同的评判。你总会遇到官员或其他人道主义者问你，“你一个人吗？你的家人在哪里？你丈夫让你一个人来这里吗？”我一直都要面对这些关于我作为一名母亲的责任的问题。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面对它。好在我的丈夫十分支持，我的孩子们也都接受。我的家人就我在事业上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所有我也不再找借口。我在一个没有家庭责任的地点工作，这就是我。我真的不想自己在临终时后悔走上了这条路。
你有遇到过某个特别打动你的流离失所者吗？
我记得我在一个周五的早上到达塞拉利昂。雨刚刚下过，太阳出来了。这景色让我想起了加勒比海。这是如此美丽，但同时你可以看到对比——塞拉利昂战争的结果和来自利比里亚的的难民。我必须照顾这些受到沉痛伤害的人们。他们受了严重的伤、残疾了。
但其中有一位叫做Jackie的女士。她有缝纫的技能，同时也是一个女性团体的发起人。她开办了一个小合作社。有的妇女在那里养鸡或兔子，另一些妇女在做制服和木制品，还有一些妇女在收集蜂蜜。Jackie帮助妇女实现自助。在6到8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有了一套欣欣向荣的安排，使她们的家庭得以维持，孩子们可以上学。我非常喜欢她，因为她面对所有逆境时的驱动力、力量和能量。
你工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帮助别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我想这是无价的。就工作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满足的了。我不会为了全世界或用任何方式改变它。
什么事让你彻夜难眠？
自2016年9月以来，我开始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最令我烦心的一件事就是不安全。这种不安全可能随时发生，影响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周边国家的人民。我确实常常在睡前担心晚上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如果发生）在边境地区，可能会导致更多人逃离家园，更多的母亲在深夜带着孩子逃跑，不知道接下来要去那里、要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