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律师、教授等专业人士被迫逃离中美洲的家园，以从事他们的工作。
现在，尼加拉瓜法学教授Carlos作为一名高中补习老师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工作。© UNHCR/Daniel Dreifuss
当尼加拉瓜2018年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时，儿科医生Sara 知道希波克拉底誓言使她有义务治疗任何需要帮助的人。 律师和人权倡导者Braulio Abarca认为，他有责任捍卫陷入臭名昭著的马那瓜El Chipote监狱的示威者的权利。 大学教授Carlos 说，良知使他必须在游行期间与学生并肩作战。
结果，这三位专业人士都遭到报复、恐吓和死亡威胁。 三人为了生存逃离家园，在邻国哥斯达黎加申请庇护。自2018年4月的镇压以来，约有8.2万尼加拉瓜人逃离祖国，哥斯达黎加接收了其中6.8万余人。
镇压不仅针对示威者，也包括任何涉嫌帮助甚至同情示威者的人。由于无法继续他们长期努力达成的事业，三人不得不争抢每一份工作以支付账单。
当公立医院医生被禁止治疗任何被怀疑是在示威中受伤的人之后，两个孩子的母亲、34岁的Sara，加入了其他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等人士的行列，他们联合起来治疗有需要的病人。结果，她成为了报复的目标。她说，准军事组织曾多次跟踪她，有一次还监视了她和孩子们住的房子。
“他们迫使我逃离这个国家……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等待我们的不是死亡，就是监禁。”
“我决定立刻离开……我觉得他们在威胁我的生命，我不能再呆下去了，”她回忆道。“我离开了我工作的医院，离开了我稳定的生活；我的孩子脱离了令人羡慕的环境，陷入一种我不想让他们陷入的境地。”
但她坚称自己别无选择。
“他们迫使我们逃离这个国家，”Sara说。她要求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担心仍在尼加拉瓜的家人和朋友会成为类似的目标。“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等待我们的不是死亡，就是监禁。”
28岁的Braulio是尼加拉瓜人权中心的律师。他说自己受到了有针对性的威胁，因为他曾代表El Chipote监狱被囚禁的抗议者，积极分子称该监狱的囚犯时常遭受折磨和性暴力。
他说：“作为人权倡导者，我们为无法发声的人发声，为那些因为和政府想法不同而被迫沉默的人发声。”他补充说，通过社交媒体收到的信息称，“如果我继续公开反对警方，我醒来时苍蝇会在我的口中，这意味着我可能会仅仅因为……完成我的工作而被杀害。”
在移民偷运者的帮助下，Braulio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尼加拉瓜易于穿越的南部边境，潜入哥斯达黎加。
“作为一名人权倡导者，你必须向人们建议，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他说，“但当你自己必须……拿起背包，穿上衬衫、裤子和鞋子，不定期地越过边境，不能和家人道别……这是我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情。”
对于和学生一起参加抗议活动的大学教授Carlos来说，这些威胁更加明显。他描述了自己在三次不同的场合被枪击。在另一起事件中，他与一个武装组织的成员对峙。该组织成员当时正在监视那些被认为怀有反政府情绪的人的房屋，并直截了当地告诉Carlos，他将被处死。
侥幸脱险让他开始思考。
“我的女儿住在这里。我其他的孩子来到这里……我的孙子们住在这里。”60岁的Carlos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有九个孙子和一个曾孙。他想: “如果我不想让我的家人受到伤害，我就必须离开。”
“这是符合联合国难民署使命的典型案例……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正在逃离有针对性的迫害。”
和Braulio一样，Carlos在午夜越过边境，在哥斯达黎加申请庇护。
“这就是符合联合国难民署使命的典型案例。”42岁的Cesar Pineda说到，他是联合国难民署驻乌帕拉办事处的负责人。乌帕拉是靠近尼加拉瓜边境的一个哥斯达黎加小镇。 “ 基本上，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是为了逃离有针对性的迫害……有些人是暴力的受害者，有些人遭到酷刑，有些人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返回尼加拉瓜，因为他们受到针对个人的威胁。”
对于这三名因工作或政治观点被迫逃离的专业人士来说，在哥斯达黎加维持生计已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由于哥斯达黎加的规定要求她在恢复医生的工作之前经过一个漫长的行政程序，萨拉一直在努力寻找任何有报酬的工作——甚至申请快餐店和超市收银员的工作。最终她找到了一份网页设计师的工作。虽然她对这份工作心存感激，但她对不能在东道国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Braulio先是住在避难所，后与六位在尼加拉瓜人权中心办公室被洗劫后被迫逃离的前同事一同创办了非营利组织Nicaragua Never Again Collective, 为在哥斯达黎加的尼加拉瓜寻求庇护者提供法律援助。
Carlos一直在街头流浪，直到找到一份在圣何塞贫民窟的非政府组织一同教高中补习班的工作。对于他和其他专业人士来说，返回家乡仍不安全，尽管这始终是他们最大的梦想。 “ 我梦想回到尼加拉瓜，”Carlos说。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