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e Ofono在日内瓦一公园内。
Kate Ofwono in a Geneva park.© UNHCR/H.Caux
日内瓦3月18日(联合国难民署) –Kate Ofwono近日探访日内瓦，参与联合国难民署有关国际妇女日的活动。这名来自乌干达23岁难民参与一个研讨会，并介绍一出她拍摄自己在Kakuma难民营生活的电影。四年前在乌干达，自其父被杀，母亲被绑架之后，她便逃亡至肯尼亚西北部的难民营。在Kakuma，Kate Ofwono参与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人道组织 – 国际FilmAid的活动，透过电影及录影方法，鼓励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及其他弱势社群。这组织也是联合国难民署在Kakuma的一个合作伙伴。 Kate Ofwono坐下来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公共资讯主任兼专业摄影师Helene Caux谈及她的生活。以下是访问精华片段：
离开祖国是因双亲涉及政治而发生变故。当2006举行大选[乌干达廿年来第一次的多党选举]，我参加政治运动，并感到有点受威胁。因此当我父亲被杀，母亲被绑架后，我只有逃亡，因为我参与反对派活动。
父亲当时在乌干达军队. . .但他感到不被信任，人们指控他参与[叛军]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他已否认这事情。在他们来到我们近肯尼亚边界托罗罗(Tororo)的家杀死我父亲之前，他并没感受到任何真正的威胁. . .当时我在学校，之后远亲告诉我，那些杀死我父亲及绑架母亲的人，也要取我的性命。因此，我不能留在家了。
我可以做的便是离开祖国。因为我们住在近肯尼亚西部边境，远亲载我到边境，然后我步过边境，因为不想经过入境署，于是沿着铁路路轨行。去到马拉巴(Malaba)巿，我站在一间商店外大哭。有人问发生什么事，我把事情告诉他后，他说在马拉巴没人能帮到我，叫我求助于联合国难民署奈洛比办事处。
首晚在奈洛比，没地方可睡，只可躺在街上。一男子前来，用他的皮带狠狠地打我。我又不能去医院，只可留在那儿。睡在奈洛比的街上很危险的，但没选择了。第二早上，我问一男子去联合国难民署的方向，他带我上了一辆巴士，巴士驶至Westland联合国难民署大楼的闸口。
职员问我想留在奈洛比，还是去难民营。于是我告诉他我不能作决定，应是由他们决定. . .因此他们给我一个前往难民营的交通证，然后便去了Kakuma。
我预期会去到一个架满帐篷，人们都是愁眉苦脸的地方。抵达时，我心里想，「要完了。」天气很坏；我不习惯那种热。而食物也不是惯常家中所吃，我不可以投诉，因为人人都是这样的处境。
但很幸运，我在FilmAid[很早期]交到一些朋友，又当FilmAid在难民营接待中心放映电影时认识到其他人。他们有些是乌干达人，我向他们解释自己的问题，包括需要一处地方逗留。有一个乌干达家庭获安置到第三个国家，他们离开后，我搬进他们的房子。真的很好运；我在乌干达社区得到一间屋啊。
有一次，他们在营内张贴告示，呼吁大家加入「参与录影计划」(Participatory Video Project [PVP]),那是由FilmAid举办的活动。我于是申请并入选了。我们学习摄影机基本操作、演技、剪片、写剧本及编导。这些都十分有趣，我很用心尽力去干。最后成为班上成绩最好一人。当「参与录影计划」招聘另一名主持时，我申请了，并获得那份工作。
我喜欢这计划因为我可以帮到其他难民。在接受训练后，我现在可以训练其他人，觉得自己的能力提升了。教导别人，自己同时得到信心。我十分自豪，因为不是许多女孩能做到的。这又是一个很好的回馈方法。我也和FilmAid一起拍了一出关于我在营内生活的短片。
绝对是，但仍然有其他挑战呢。一些当地人觉得难民获得优待，并认为他们有钱. . .在我的社区内，人们有时喝酒，如果这些人，大多数是男人，饮醉了，便会抓着路过的女孩，或者吹口哨挑逗。
我想做许多许多事情。想重返校园；又想创作音乐 [Ofwono 既会作曲又唱得很出色]，这占我生命很大部份的。还有我想有一个家；过好的生活，太多事想做！
我相信妇女日是让妇女表达自己，及心声被聆听，并证明她们可以达成任何事。
